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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现绿水青山 湘湖九个世纪的嬗变与当代修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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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西湖的姊妹湖

  “望湖亭上望湘湖,景物天开似画图。两岸好山青嶂列,一泓新水绿罗铺。”在杭州市钱塘江南岸,黛色的群山中,荡漾着一片浩渺的碧水,清澈而明净,这就是湘湖。

  湘湖与西湖一江之隔,被称为西湖的“姊妹湖”,两者有许多相似之处。

  首先从地理上讲,她们都紧邻钱塘江,隔江而望,相距甚近。正因为如此,湘湖和西湖的成因也如出一辙,都是由远古的海湾演变而来的潟湖。

  其次,湘湖和西湖的地理形势也颇为相似。湖面均被群山环抱。湘湖周边群峰起伏,山坞幽深,湖傍山走,山中藏湖。明代大哲学家王阳明曾有诗云:“好山兼在水云间,如此湖须如此山。”

  再者,湘湖和西湖一样,都有千年的文化积淀。在湘湖水面之下的展陈馆,8000年前的跨湖桥遗址遗世独立。在湘湖西北岸的越王城山之巅,至今还留有2500年前吴越争霸的遗迹。

  虽说湘湖与西湖有“姊妹湖”之称,但其实两者也自有其个性和特色,命运也各有不同。西湖凝聚了杭州的灵气与神韵,更华丽风流,而“湘湖如处子”,更含蓄深沉。

  与西湖的“繁华”相比,湘湖在历史上要冷清寂寞得多,命运多舛。湘湖在北宋末年正式成湖之后,虽有“九乡水仓”之誉,但自成湖起,就不断有私占湖田、蚕食湖面之事发生,围绕着保湖、废湖,开垦、禁垦,一直纷争不断、冲突时起,从北宋至民国,八百年间未尝中辍。直至民国,湘湖湖面不断缩小而至湮废。

  但幸运的是,当时光到了20世纪末21世纪初,饱经沧桑的湘湖迎来了命运的转机,古老的湘湖再次浴火重生。九百年的沧桑和巨变,人们上演了一出是要绿水青山还是要金山银山的戏剧,湘湖的故事正为我们打开一扇透视人与土地、与环境的关系的窗。

  两宋:成湖后的侵占与反侵占

  据记载,早在北宋之前,湘湖就以自然湖泊形态存在,叫西城湖。宋以前,每到汛期,山洪巨水凭借南高北低的地势迅猛涌入萧山城内,加上钱塘江潮水猛涨,常常决堤为患,萧山人民饱受内涝灾害。与县城相距咫尺的湘湖一带更是经常遭受洪水和旱灾的袭击,农田灌溉困难,为此百姓修筑水利的呼声很高,早在宋神宗时,筑湖已获谕旨许可,但奏本下达本县商议时,却因各方利益不同、县令乡绅犹疑不决而搁置。

  政和二年(1112年),杨时补授萧山县令。杨时志泽于民,处事果断,他的到来使情况骤然改观。上任第三天,他就下乡间,察民情,听民声。连续十多天,走遍有关各乡,耳闻目见,对百姓迭遭旱涝之苦,期盼筑湖之心感触良深。

  为尽早实现百姓夙愿,杨时不辞艰辛,实地踏勘,精心擘划。经过一年零七个月的努力,至政和三年(1113年),工程全部竣工,成湖3.7万多亩,周围80余里,可以灌溉周边九乡农田146800余亩。人们盛赞杨时筑湖“利民及物,莫大之功”,对此感恩不尽。为纪念杨时,百姓们在湘湖边修建了杨长官祠。

  然而,湘湖自杨时筑湖后,一直处于各种争端的漩涡之中。宣和元年(1119年),湘湖建成仅七年,就有当地“豪民”向朝廷奏请“罢湖复田”。当时萧山的梅雨季节刚过,满堤湖水,沿湖的管理者都撤防观望,保湖与废湖之争骤起,县衙也一时难以决断,但最终还是保湖力量占据上风,“废湖”之议便被搁置起来。

  从南宋开始,湘湖“保废”之争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。南宋定都杭州,大量人口南迁,对土地的需求骤然大增。湘湖自然引起了一些朝臣和地方官吏的觊觎。据萧山旧县志记载,乾道二年(1166年)招讨使李显宗占据湘湖土地建造私宅,另有一个叫周仁的官员指使他的佃户侵占湘湖土地种植大片水稻。湘湖附近的豪民与少数朝官乘机勾结,再次提出“罢湖复田”,形势十分危急。

  时任萧山县丞赵善济获知这些情况后,顶住重重压力,渡江上告朝廷。事也凑巧,就在此时,赵善济遇到了一位正直的朝臣史浩。史浩曾为南宋初期的爱国将领赵鼎、李光申辩无罪,为岳飞申冤平反,是一位主持正义的名相,高宗对其非常信任。赵善济向他述说了湘湖被侵占的实情,并分析了由此产生的危害。而此时绍兴也发生了一些官员侵吞鉴湖湖地的事件。因此,这成了一个事关全局的问题。史浩也拿出巨大勇气,以官府的名义,出榜禁止垦占,至此,湘湖一段时间内才得以暂时平静。

  明清:衰落中的存废之争

  明朝中期萧山境内及周边两大水利工程的完成,使得湘湖周围的水利环境发生了极大的变化。

  第一项工程是成化元年(1465年),在距离湘湖最南端大约五千米的东南方向,官府开凿碛堰山,促使浦阳江主流出碛堰山口北流,至渔浦汇入钱塘江。

  第二项工程是嘉靖十五年(1536年),绍兴知府汤绍恩在绍兴三江口修建了三江闸,阻挡逆钱塘江而上的咸潮,防止境内河渠中的淡水过度外泄。

  碛堰山的开凿和三江闸的修建,使得湘湖周边水利条件大为改善,导致依靠湘湖灌溉的湖民日益减少,湘湖的水利价值也随之明显弱化。明中期开始,湘湖周围的占地之风日盛,湖边的一些豪族势力力图将湘湖这一公共水库化为私有,侵占与反侵占,毁湖与护湖之争愈演愈烈。

  康熙二十八年(1689年)夏季干旱严重,湘湖湖底完全干涸,并出现许多裂纹。孙姓家族以孙凯臣为首的一干人,在没有通报官府,也未经乡人讨论的情况下,“纠聚族党,筑堤架桥”。孙氏私筑的湖堤虽然方便了东西两岸的交通,但严重破坏了湘湖的水文系统,侵害了周边湖民的利益。萧山县令刘俨收到湖民报告后,考虑到事关重大,便责令全县官民公议定夺,然而命令下达后却遭到了抵触推诿。这些推诿的人中,有很大一部分是慑于孙氏湖豪的势力。刘俨只好把情况上报给绍兴府(当时湘湖所在的萧山归绍兴管理)。绍兴府派人到湘湖实地勘查后,给出的官方态度非常明确:毁堤复湖,勒石永禁。但孙氏湖豪仍旧阻挠不止,使官府决定无法推行。

  此时,归乡养老的毛奇龄在杭州城里得知了这一情况。毛奇龄是清初经学家、文学家,萧山人,担任过翰林院检讨、国史馆纂修等职,参与纂修《明史》,因患风湿病,康熙二十五年(1686年)已退居杭州。毛奇龄迅即赶回萧山,在作了一番调查后,撰写了《请毁私筑湖堤揭子》和《湘湖私筑跨水横塘补议》,并“遣使投县”。在《补议》中毛奇龄详细论述他的“四害五不可”湘湖水利治理方案。

  鉴于毛奇龄的声望和地位,萧山县府收到他写的材料后,立刻上报绍兴府。绍兴知府收到刘俨呈文,下令执行原判。这年七月初五,绍兴府向萧山县发出了正式的结案通知,公布了“勒石永禁”之令。七月二十,毛奇龄应约撰写《湘湖水利永禁私筑勒石记》,详细记录了事件的经过,以及湘湖历史上围绕存废问题发生的长期纠纷和处理结果,以此作为后世保湖的依据。

  近代:湮废前的垦禁之争

  至民国初,湘湖已变成了大小不等的若干池塘,几个世纪以来,那些保湖派所做的工作,大部分已被破坏殆尽,湘湖水利迅速走向没落,湘湖之争的主旋律演变为主垦与主禁之争,主垦者要求开垦湘湖荒地,主禁者主张禁垦荒地。在历次垦禁之争中,郭曾甄所推动的垦湖风波是规模最大、影响最广、斗争最激烈的一次。

  郭曾甄是福建人,1924年任萧山知事。到任后,他与周易藻、王彦卿等萧山乡绅交往密切,因此对湘湖的垦禁之争也比较了解。1926年4月6日,郭曾甄邀请周易藻等乡绅十余人一起游玩湘湖。郭曾甄看到“压乌山以南、杨岐山以北一片平原,荒秽不治”,一时感慨良多,深感“如此膏腴”之地,竟弃之不垦,实在可惜。

  郭曾甄打算垦湖的风声一传出,立即就有乡民站出来反对,以各种理由劝阻垦湖,同时向省府上书请求禁垦。他们在强调湘湖水利重要性的同时,也强调了湘湖是九乡人们的“私产”,暗指知事郭曾甄作为外乡人无权组织垦湖。郭曾甄对此早有心理准备,5月20日在县署召集九乡公民代表开会,开会的结果是多数赞成浚垦。

  会后,衙门里的请愿书就像雪片一样飞来,指控那些出席会议的人“或贪私利或徇私情,全非九乡真正民意”。之后,郭曾甄也呈文省府,结合历史文献记载进行了争辩,他认为萧山地少人多,且近来米价昂贵,老百姓的生活一天比一天拮据紧迫,断不能碍于旧禁而放弃开垦荒芜的湖地。郭曾甄的呈文,得到了省长夏超支持,于是加快了垦荒的步伐,成立了“浚垦萧山湘湖事务所”,制定了相关章程。与此同时,反对的声音也更加激烈。1926年10月,就在浚垦湘湖各项准备工作基本完成之时,形势突变,继任新省长陈仪并不支持垦湖,一切浚垦工作立即终止,一场轰轰烈烈、跌宕起伏的湘湖浚垦案瞬息落下帷幕,湘湖再次勒石禁垦。

  然而,这一次的尘埃落定只是暂时,一轮由国民政府全面主导的湘湖“新涨”荒地开垦计划开始逐步实施。至1934年,湘湖相当大的一部分领域消失,剩余大部分面积也面临湮灭的边缘。

  存在了八个多世纪的湘湖,在持续不断的保废之争中,最终没有逃脱湮灭的命运。

  当代:湘湖重光

  2003年,浙江省提出改革发展的八项举措,简称“八八战略”,其中一条是进一步发挥浙江的生态优势,创建生态省,打造“绿色浙江”。在“八八战略”的引领下,杭州把保护环境摆在了重中之重的位置。萧山在经济迅速崛起的同时,也意识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。

  湘湖是萧山城区的“蓝心绿肺”,也是萧山文脉所在,恢复湘湖原貌、保护湘湖文化是萧山人的共同心愿,也是推动萧山城市转型的契机。古老的湘湖再次吸引了世人的目光,一个重建湘湖的设想开始从蓝图走向现实。

  2003年,湘湖保护与开发首期工程建设启动,并于2006年向游人开放。如今,经历十余年的建设,一个“开而荡”的新湘湖又重现人间,古老的湘湖,在新世纪完成了从“悲歌”到“欢歌”的华丽转身。

  清澈的湖水、轻摆的柳枝、御风而行的船只……湘湖恢复了碧水青山、湖山相映的美好风貌。

  湘湖变化的脚步并没有停止。随着杭州由“西湖时代”迈向“钱塘江时代”,湘湖也以更大的目标、更广阔的视野,为这座城市增光添彩。

 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。湘湖的保护与开发、嬗变与重光,正是“两山理论”的生动实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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